小崔正是如日中天，可以“别一根签字笔，揣一颗平常心，走遍大江南北，吃香的喝辣的”，但他公开说，每次录节目开场前心里焦虑，总得冲着墙向自己攥拳头。
我见惯了强人，他这点儿软弱几乎让我感激。

后来，史努比跟我说过，看我当时真是吃力，天天采访前挨个打四十分钟电话，每次采访都在本子上写一百多个问题。化妆的时候还斜着眼继续写，化妆师一边抖抖地画眼线，一边叹气：“我看人家别的主持人这时候拿本金庸看，你怎么这么紧张？”到录的时候，我就照着本子上的问题往下问，听不见对方说话，只想着自己的下一个问题。

“你就记住一点，”他说，“新闻本身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接近新闻的核心，那你这期节目就让他一个人说话，其他两个坐在那儿一言不发也无所谓。”
我迟疑：“嘉宾会不舒服吗？”
“他们舒服不舒服不重要，记者的首要任务是揭示真相。”

白岩松有天安慰我：“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，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。”

她们的小哥哥拿只铁皮桶，带我走了约莫一里路，有一个积着雨水的小坑。他把漂在上面的败叶用桶底漂开，装了半桶，回来搬两块石头，把水倒在铝壶里烧。
这就是他们的生活，而我刚才在向全国人民说他们已经背着书包开始高高兴兴上学了。
我什么也说不出口，只能蹲下来给小姑娘把鞋带系上。

“疫情公布由五天一次改为一天一次;取消五一长假;北京市确诊三百三十九例，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。”四月二十日的新闻发布会后，恐惧“嗡”一声像马蜂群一样散开，叮住了人群。

柴静 双城的创伤 新闻调查 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yGyZY2b2yxA

小姑娘细眉细眼，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。我们都痛恨用马赛克压在人脸上的丑陋和不尊重，摄像海南很有心，在背后用逆光剪影拍她，能看到深蓝的天空和院子里青翠的南瓜叶子。一根倔强的小歪辫子，投射在地上的光影像是内心的流动。问她，不吭声。我给她一瓶水，她像抱洋娃娃一样斜抱在怀里。

中午小孙他妈看他愣愣站着，就说：“你放了学也不吃饭，整天玩……”随手拿了箱子上黄色的塑料包装皮，在他头上敲了两下。她一直想不明白：“没使劲啊，咋后来就不答应了？那几天风气也不好，小苗家喝药了，我说你是不是也喝药了？！他气呼呼地：'哎，就是的！'“他转身就找瓶农药服了毒。

“小孙是我世界上最好的朋友，”同班的小倪说，”我想他一定死了。”他哭了一个晚上。学校害怕学生出事。开始要求每个孩子必须由家长接送。老师在大门口査岗，看见小倪一个人来上学，骂了他几句，不允许他进校门：“万一在学校发生意外怎么办？”
小倪在门口蹲了一会儿，回家拿了农药，在麦田里服下。

三起极端事件之后，政府成立专案组进驻学校，身着警服的人传讯与服毒者亲密的学生，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讯问。小杨被传讯了，警察询问他与苗苗是否发生“不正当关系”。小杨说：“我解释，他们不听。”当天晚上他也服毒，被洗胃救了下来，他说：“我受不了侮辱。”

苗苗的父亲说：“给她吃好的，穿好的，还要啥？”小杨的父亲当着我们的面，手扣在肚子上骂儿子：“你为什么不干脆死了呢？给我惹这么多麻烦。”小杨的母亲蹲在地上哭：“你把我的脸都丢完了。”

成年人真的应该反思，有多少伤害是家长和老师给的

蔑视侮辱并不是最好的方式，但我当时能想到的，只是用这种说法去激发一个男孩子的骄傲，帮他熬过这段时间。“痛苦的时候。”我大概还记得信的结尾，因为像是写给十四岁的自己，“去看西北的天空，去看明亮的树林，那是永恒的安慰。”

“我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他们，”六年级的班主任头发乱蓬蓬的，皱纹缝里都是尘土，他说自己上次接受心理学培训是一九八二年的师范班，“也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办。”他只能呵斥他们的痛苦，命令学生把刻在课桌上纪念同学的“519”字样抹掉。他们拒绝之后，他叫学校的校工把所有的课桌都重新漆了一遍，那些刻下来的字，看不清了，但用指尖还可以摸到。

之前我坐在演播室里的时候，总认为结尾的评论必须是一个答案，说出“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早日来到”才可以收拾回家，就好像这演播室只是一个布景，我只是在表演一个职业。我从来没想过一个节目会以无解来结尾，一直到我明白真实的世界即是可能如此。

山西姑娘没见过小溪青山之类,基本上处处灰头土脸,但凡有一点诗意,全从天上来。中学时喜欢的男生路过我身边,下了自行车推着走,说几句话。分别之后心里蓬勃得静不下来,要去操场上跑几圈,喘着气找个地儿坐下,天蓝得不知所终,头顶肥大松软的白云,过好久笨重地翻一个身。

苦闷时也只有盯着天看,晚霞奇诡变化,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。阵雨来得快,乌黑的云团滚动奔跑,剩了天边一粒金星没来得及遮,一小粒明光闪烁,突然一下就灭了。折身跑时,雨在后边追,卷着痛痛快快的土腥气扑过来。

“在强大的机构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，但是我不愿意，”他说，“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，我不一定能贏，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，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，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。”

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，你不抗争，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，人身权，财产权，包括土地、房屋。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，而是长期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，大家会觉得农民的土地被侵占了与我何干，火车不开发票、偷漏税与我何干，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，有一天，这些事情都会落在你的身上。

我采访陈丹青时，这位知名的画家从清华辞去了美术学院教授和博导的职务，因为现行的政治和英语考试，让他招不到他想要的学生。他说:“政治本来是一门学问，但我们的政治考试是反政治的，没有人尊敬这个学科。”

他给我看一个女生的画，很有莫迪里阿尼的味道，一根线条可以轻盈地抽打人一下，他喜欢她画里“水汪汪的劲儿”。这姑娘叫吴雯，想考陈的研究生，考了两年，第一年政治、英语各差一分，第二年英语差三分。她未能考上陈丹青的研究生，但同一年她被伦敦城市大学艺术系录取。我们越洋采访她，她说:“我来了伦敦就去马克思墓园看过，马克思现在给我的感觉，跟政治书里的是完全不一样的。”陈丹青其他的学生都不再考了，他说:“我接触最多的情况不是质疑、反抗、叫骂，而是──这是让我最难过的──所有人都认了。”

“怎么叫‘认了’?”我问他。

他笑了一下:“我现在随便到马路上拉一个人来，你见到这个人，就知道他认了，从很深处认了。”